对于城市治理“第一难”的违法建筑问题，多年来许多城市都是“绕着走”。违建问题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积累而成的“城市病”之一，依法拆违则是在清除城市“伤疤”。

    历经1年多时间清理整治，北京市石景山区拆除违法建设面积超其前20年的总和，率先成为“基本无违法建设城区”，为解决国内大城市违建问题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石景山区虽拆违面积不大，但样本足够全，这个‘样板’意味着北京有强大的组织体系和资源调整能力，可以‘一口气走到底’，在转型提质中为未来的中国大型城市发展树立治理典型。”北京市副市长隋振江表示。

    1年超过20年，数百万平方米违建基本清零

    拆违，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环境、提升功能的切入口。2017年，北京全市共拆除违建5890万平方米，为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实现转型发展、凤凰涅槃腾出了大量空间。

    进入2018年，北京石景山区再接再厉：1月至4月棚户区改造和普通地下室整治2项市级任务提前完成全年任务，新增停车位1331个、便民商业服务网点15家，完成2.32公顷腾退点位绿化任务……

    547个“大杂院”点位、25个重点难点违建点位、10019个居民社区点位……2017年石景山共拆除违法建设390.8万平方米，占存量违建总面积的95.6%，疏解“小散乱污”企业994家，腾退土地252.8万平方米，实现了低效能业态的全部腾退和违法建设的“基本清零”。

    石景山区70%的拆违任务由集体经济系统承载。这是因为自2002年石景山区“农转居”后，一些农工商公司变身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吃起了“瓦片经济”。截至2014年底，石景山区共有370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大杂院，占地2091.2亩。这些大杂院条件简陋，其租户大多从事废品回收、汽修、食品加工等低效能产业，卫生、治安、消防等隐患集中，二房东、三房东层层转包扒皮，经济纠纷时有发生。

    以京西再生资源回收中心为例，那里聚集了239个商户，场内塑料瓶堆起来有三层楼高，每天进出的废品运输车达300辆左右，95%的车辆超载、超长，车辆扎堆造成污染和拥堵。

    拆违期间，执法人员现场租住集装箱，24小时不间断严格管控。石景山区八角街道综合执法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翟菁华说：“在凌晨一两点碰到强闯水泥墩、铁丝网防护栏的车辆和人是常事。”

    成效是显著的，更是综合的。数据显示，违建基本拆除后，石景山区常住人口较上年底减少1.8万人，各类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6%，生产安全事故下降60%，交通拥堵也有所缓解。

    模式口大街的流动市场、鲁谷衙门口北街的废品回收站变为停车场；永引渠岸边连片的大杂院变成了滨水公园……截至目前，石景山拆违腾出的空间已增绿25万平方米，新增便民服务菜站70个，新建车位1万多个，还为养老驿站、棚改项目提供了土地资源。

    石景山区原区委书记牛青山表示，石景山打赢了这场硬仗，也借此迈进了发展的新阶段，下一步将集中精力抓高端绿色发展。

    多方联动，破解“城市治理第一难”

    秘诀一：提高政治站位，以党建统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牛青山介绍，这次大面积拆违的成功源于全市对疏解整治促提升的高度共识。

    石景山区各级领导干部立下了“军令状”，成立了专项行动指挥部，把指挥部建在项目上，把临时党支部建在拆违一线，派干部骨干深入疏解整治一线。

    石景山区还建立了“干部实绩档案”制度，探索实施了“90%充分”的干部考核标准，通过实绩档案记录，对业绩特别突出、群众特别认可的干部提拔重用，推动了责任落实、激发了干部队伍工作热情。

    秘诀二：强化执法力度，综合执法改革成效凸显。

    在疏解腾退中，石景山继续升级“综合城管制”，将城管、公安、交通、环保等8个执法部门派驻下沉，形成综合执法组，由街道统一指挥并对各部门进行考核，强化街道“块统”职能，形成“街道吹哨、部门报到”。

    牛青山说，作为2014年的全市城管体制改革试点和2015年全国综合执法改革试点，石景山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改革下沉到街道，就等于街道有了一支综合执法队伍，有了强大的治理能力。

    在石景山八角街道党工委书记宋永红看来，下沉后由街道指挥调度的综合执法组就是一把城市治理的法治利剑。“过去，对于违建等社会治理问题，街道看得见、管不了，执法部门管得了、看不见。改革后，街道成了‘指挥棒’，既看得见，也管得了了。”

    秘诀三：创新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形成社会共商共建共治局面。

    石景山区委、区政府联合驻区大单位共同成立了区社会治理委员会，街道与驻地单位也建立街道级社会治理委员会，加强区域化党建；在全区151个社区建立了老街坊议事厅，成立208个老街坊楼委会和近200支“老街坊劝导队”，进行自拆、劝拆、助拆。

    八角街道八角南路社区“老街坊”议事会成员程玉钟表示，“老街坊”工作机制是社区治理的“润滑剂”。“在议事、共商拆后利用中，咱的意见落了地，也加大了我们的积极性和获得感。”

    走好“关键第一步”，加快北京转型提质

    在北京进入发展新时期以后，亟须构建新的治理体系和运行秩序，以承载新的产业结构和首都功能，而拆违是“关键第一步”。

    隋振江指出，拆违越深入，难度越大、矛盾越集中，因此需要稳妥有序，发挥制度优势。对此，专家和基层干部提出，可从顶层设计、分类规划等方面入手把疏解整治促提升做深做细。

    首先，加强城市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牛青山建议，加快城市综合执法改革推广力度，将执法部门职责下沉，强化基层综合执法能力。

    其次，强化顶层设计，形成群众互相监督机制。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主任叶裕民认为，应尽快制定更稳健的针对疏解整治促提升的总体规划，如根据产业布局做出空间调整、制定具体调整期限等，并将制度设计向公众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以维护区域秩序、降低行政成本和反弹可能性。

    再有，建立合理分散化的空间布局，以特色产业和功能为纽带形成多中心的新都市圈结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认为，城市功能应分散开，落在周边的新城和卫星城，以特色产业和资源辐射带动周边，建立一小时市郊交通圈等基础设施，增强城市周边的吸引力。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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