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一只身高18米的“大黄鸭”在北京园博园展出，9月26日将移师颐和园。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的这只“大黄鸭”从今年5月“游”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时，就受到了内地许多人的关注，多座内地城市都向霍夫曼邀约展出他的“大黄鸭”。甚至，在这只正版“大黄鸭”未到来之前，内地多座城市就出现过“山寨鸭”。一只“大黄鸭”掀起了一场公共艺术“热”。为此，新京报《新艺术》推出10个版的公共艺术专题，从北京出发，放眼中国和世界，走入这些年我们身边的公共艺术作品。
公共空间与公众产生关系的艺术
对于公共艺术的界定，学界有着不一样的理解。通常是指以任何媒介创作，且置放或附加于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例如人行道上的铜像，或是公园里的纪念碑。公共艺术也可包括公共空间里的各种艺术表现，例如建筑物；或是可以使用的物品与设施，如桌椅、路灯等。还有一种更广泛的理解，认为只要是在公共空间与公众产生关系的艺术样式都是公共艺术，包括表演、歌舞等。它是与这座城、这里的人产生关系的艺术。
因此，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比如建筑、雕塑、绘画、涂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甚至是节庆活动等。
城市发展进程影响公共艺术
公共艺术的概念来自西方。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化与媒体管理学院院长克劳斯·西本哈尔在今年6月福建漳州举行的“新美学的崛起—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研讨会”上称，在西方，公共艺术的历史与艺术史是一样悠久，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进入到19世纪也就是工业化时期，公共艺术成为了一种总体上的所谓“回忆的文化”或者是“纪念的文化”组成部分。在欧洲的城市和乡村，处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纪念碑。
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独立的城市战略或文化政策战略，城市公共艺术的概念才诞生。
西本哈尔认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文化政策的新观点，认为文化应该进一步民主化，当时有个口号叫“为所有人的艺术”，或者“为人人的艺术”，当时的风潮是不管戏剧还是视觉艺术都走出剧院和博物馆、走到街头进行演出和展示；另外一个文化政策的背景就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人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的城市居民开始迁出城市中心，迁到郊区去住，同时兴起了方便人们集中消费的大型购物中心，人们的生活方式就变成住在郊外，然后开车到城市的边界地方的大型购物中心去买东西。这样一来内城或者老城区就没有太多人居住和生活，因此上世纪70年代初，一些城市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希望通过公共艺术这种方式重新给老城区注入活力。
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一方面作为艺术家进行社会参与和社会介入的形式存在，另一方面也被政府有意识地纳入到城市营销和城市发展战略中。
中国公共艺术关乎公众权利和启蒙
城市公共艺术概念与城市化发展是离不开的，无论是国外还是中国。中国雕塑家协会副会长孙振华认为，“在中国，公共性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中国民众开始从新的角度考虑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权利问题。”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因此，中国公共艺术有它的双向性，一方面它表现为对公众权利的尊重，表现为公众权力的实现，同时，它又是公众自身素质的提高，公众文化艺术水平普及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共艺术在中国实现的过程也是对于中国公众启蒙的过程。”
历史进程
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到中世纪
具有宗教和政治权力象征性
早在古希腊时期，在城市公共空间里便有了具有宗教和政治权力象征性的作品。最大的典型就是位于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上图）。这座神庙是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最大神庙，坐落在卫城中央最高处，在正中央供奉着黄金象牙镶嵌的雅典娜雕像，高达12米。
在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为了彰显政治权力和宣传的需要，在帝国领土上树立起来成批制造的雕像。以个性化为特点的雕像是罗马艺术最独特的地方。
文艺复兴时期（1400-1600）
教会和地方管理者的资助
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公共艺术的一个伟大时期。比起15世纪北部欧洲的艺术创新时期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品都是有资助的。这些资助来源于教会或是地方管理者。这些作品包括“欧洲绘画之父”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乔托·迪·邦多纳的斯科洛文尼教堂壁画、意大利雕塑家多纳太罗的铜雕《大卫》（右图）、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雕像《大卫》和《哀悼基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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