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加罗尔有一个命名非常贴切的办公区：地球村，有一道由绿树和灌木组成的高高的围墙环绕在MindTree公司的周围。在这道绿色围墙的外面，街道上到处都是沿街叫卖的商贩和机动三轮车，透露出又脏又乱的城市生活所蕴含的勃勃生机。在围墙的里面，高档写字楼从精心维护的花园里拔地而起，在棕榈树、玻璃幕墙和冷灰色的石头中间，展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MindTree公司是班加罗尔众多非常成功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萨布罗托•巴格奇是该公司的共同创建者之一，他经常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旅游鞋和开领短袖衫出现在公司里。巴格奇的外表很像是一位硅谷的大亨，讲话的口气很像是一位管理大师。不论交往的对象是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还是来自印度最贫困地区的软件工程师，甚至是不擅交际的哈佛教授，他同样显得游刃有余。
巴格奇的开放体现在公司园区的无障碍规划上，它以鼓励员工交往为宗旨。所有员工总是聚在楼顶一边吃着免费的自助午餐，一边欣赏着这座亚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的景色。在班加罗尔，规模较小的刚刚创业的公司通常分布在较为古老的地区，也许是在一栋较为陈旧的建筑的狭小房间里，而且周围的环境十分拥挤。在这些不太正规的办公室里，通常会凌乱地摆放着几台计算机，有时角落里还会放有供夜间加班的员工使用的床垫。但是，不论它们的办公环境有多么大的差异，刚刚创业的小公司和老牌的信息技术企业同样具有惊人的活力，同样致力于将它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印度的公路设施很差，电力供应也明显不足，从而给大型生产企业的生存造成了困难，这也是印度从一个农业大国直接走向一个信息技术大国的原因。在印度，任何人在开办大型工厂和雇用非技术工人时必须与非常强势的工会打交道。信息技术企业则很少受这些因素的制约。信息技术领域的工会很少，思想在洲际之间的流动是不需要公路的，每一个成功的互联网企业都能买得起一台备用的发电机。
印度的农村地区目前仍存在大量饥饿人口，但软件企业家与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以及带有种姓色彩的婆罗门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卢班•普坎是班加罗尔的互联网企业家之一，他的经历可以说明班加罗尔是如何培养和扶持才华出众的年轻人的。他是在距离班加罗尔很远的位于印度东部的古瓦哈蒂长大的，后来考入了卡纳塔克地区工程学院。2001年，他成为了雅虎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第15位雇员，他在公司里负责研究竞争对手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在雅虎公司，他遇到了一位商业伙伴；雅虎公司的股票期权则为他提供了成为一名企业家所需要的资金。
2005年，他创办了www.bixee.com （意思是听起来像大海一样）。这是一个印度的工作岗位搜索引擎，它的信息来自于不同的网站，如monster.com。普坎和他的合作伙伴以很低的成本开发出了自己的软件，然后出售给MIH控股公司，收获颇丰（按照班加罗尔的标准）。一家知名的中介机构称， 2010年，Bixee每天的有效访问量高达10万次。在MIH公司，普坎负责创建ibibo.com，最初这是一家社交和视频共享网站，普通人可以在这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宝莱坞的电影制片人也可以在这里播放他们的电影。后来，他离开了MIH公司，准备开发新的社会媒体软件。
19世纪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芝加哥等城市是牛肉和粮食跨洲流动的集散地。今天，班加罗尔成为了创意的集散地，成为了城市的教育中心。私营企业在这里培养了数以千计像普坎一样的印度青年。新技术的发展为雅虎公司的硅谷总部与班加罗尔分公司之间的联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便利的国际联络并未遍及印度各地。全球化让一些地方变得比其他地方更加重要和成功，比如说班加罗尔。如果普坎仍然生活在古瓦哈蒂的话，他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位软件企业家。
知识输入的门户：雅典
早在卢班•普坎开始在班加罗尔为雅虎公司工作之前2,500多年，城市就已经成了为文化交流的门户。珠江沿岸的港口、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以及古代帝国的其他中转港口，都为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提供了会面和交流思想的便利。文明的激情碰撞主要是在城市里进行的，知识通过城市从东方传播到了西方，也从西方传播到了东方。班加罗尔只不过是最新发生那种古老碰撞的一个地方。
在公元前6世纪，雅典刚刚成为世界的知识中心。最为著名的希腊思想家都居住在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犹太人聚居区的边缘，他们在那里学习了近东的古代文明。米利都是一个位于土耳其西部的经营羊毛制品的港口，同时也是第一位哲学家泰利斯和欧洲城市规划之父希波达摩斯的诞生地，后者的网络状规划为后来的罗马人和无数城市提供了一个模板。
雅典是依靠葡萄酒、橄榄油、香料和纸草的贸易发展起来的。这座城市通过率领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场战争给米利都等地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富庶而热情的纽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吸引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欧洲的作家和画家一样，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也吸引了因为战争而变得千疮百孔的小亚细亚的各行各业的人才。希波达摩斯从米利都来到这里，规划了雅典的港口。其他人也来到这里，对富庶的雅典人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这些第一代的雅典学者后来影响了他们的朋友和学生，如伯利克里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开创了自己的门派，并培养出了柏拉图，柏拉图又培养出了亚里士多德。
地中海沿岸的艺术家和学者纷纷聚集到这座城市里，这里为他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接近性和自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不仅诞生了西方哲学，还诞生了戏剧和历史。有些随机性事件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们的效应因为城市的互动而成倍地放大，雅典因此变得繁荣起来。一位智者遇到另一位智者，他们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他们的思想给其他人带来了启发，于是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突然发生了。雅典获得成功的最终原因也许显得有些神秘，但过程是十分清楚的。思想在居住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里的人们当中交流，这种交流有时会产生人类创造力的奇迹。
在古代的城市枢纽，如亚历山大、罗马和米兰，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在波斯和印度北部建立的希腊化国家的一些城市，希腊人的知识得以保存和发展了近1,000年的时间。西欧的罗马式城市——伦敦、马赛、特里尔、塔拉戈纳——都是那个给曾经的荒蛮之地带来文明的时代的奇迹。通过给大城市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清洁的饮用水，罗马式的设计让城市有了可能。
不过，尽管罗马帝国的历史非常悠久，远远超过了大英帝国或迄今为止的美利坚合众国，但它的确衰落了，并最终败给了外来的入侵者。公元5世纪，征服了罗马帝国的鞑靼军阀似乎仍有可能会把罗马的城市地区完整地保存下来。许多的征服者，比如说阿提拉，已经看到了米兰等城市所具备的优势。但是，尽管哥特人、匈奴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力量足以战胜罗马帝国，但他们都不足以维持和保护罗马帝国的公路和基础设施。一旦没有了运行良好的运输网络提供粮食和水，城市就变成了死亡之都。
一派萧条的农村代替了罗马帝国的城市，后者曾经创造出了大量的文化和技术。随着城市的消亡，知识本身也陷入了落后。罗马帝国的城市注重技能，农村的武士和农民更加注重强壮的身体，而非训练有素的头脑。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欧洲处于全世界的技术前沿，是中国和印度等先进国家的有力竞争者。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了。公元8世纪，欧洲之王查理曼大帝与哈龙•阿尔-拉希德建立了联系，后者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查理曼大帝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阀，而他的阿拉伯同行是一种先进文明的优秀代表。在亚洲的重要都市里，城市的接近性正在推动着人类不断地取得进步，而农村化的欧洲则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1,000年以前，欧洲只有4座居住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其中一个还是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君士坦丁堡。另外3座城市——塞维利亚、帕勒莫和科尔多瓦——都属于伊斯兰世界。 随着穆斯林从波斯到葡萄牙的军事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可以远距离地交换货物和交流思想，同时还出现了在势力强大的酋长和哈里发保护之下的城市。在他们的庇护下，1,200年前的文艺复兴不仅出现在意大利，而且还出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城市里。在这些地方，希腊、印度，甚至还有中国的知识被传播给伊斯兰学者。最后，这些地方也将他们的知识传播给西方。
巴格达的智慧之家
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公元20世纪的纽约，通过在非常自由的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和合作，独立的思想家都实现了创新。但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是通过王室的命令来实现文化交流的。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把他们的首都建在巴格达，南距古巴比伦大约50英里，他们希望利用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奇迹来装点这座崭新的城市。他们把各行各业的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好像这些学者是珍贵的珠宝一样，并最终把他们集中在了智慧之家——一个研究机构，它的主要职责是引进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将其翻译成阿拉伯文。学者们在那里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包括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Physics）和《旧约》（Old Testament），以及印度的数学全书《西德罕塔》（Sindhind）。通过对《西德罕塔》的研究，穆罕默德•阿尔－花剌子密在公元9世纪初期建立了实际上由他命名的代数。阿尔－花剌子密还将印度的数字引进了阿拉伯世界。哲学家雅各布•阿尔－金迪撰写了第一批关于环境保护的论文之一，并实现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神学的兼容。巴格达的医学知识来自波斯人，造纸技术则是由中国的战俘带到巴格达的。在一共60年的黄金时期里，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得巴格达成为了中东也许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
在中世纪，东方文化是通过欧洲的城市传入西方的。作为在意大利具有重要地位的东部港口，威尼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思想和香料的门户。在西班牙人于1085年重新夺回托莱多之后，基督教的学者可以进入那里的图书馆，他们把馆藏的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13年之后，十字军占领了安条克，从而使得欧洲的翻译人员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医学和科学文献。西班牙的伊斯兰城市是西欧最大的城市地区，古代的文献在那里被重新发现、翻译和传播到基督教的世界。这些文献进入了帕多瓦和巴黎的新大学，并在希腊和伊斯兰哲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不断壮大的欧洲团体，如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纳。
欧洲逐渐变得安全和繁荣，它的城市也重新发展了起来。随着黑暗时期的逐渐过去和欧洲的重新城市化，它的创新速度有所加快。在修道院里，本笃会的修道士重新发现了掌握知识的好处。他们学习经典著作，并进行了农业创新，如水车。商人们集中参加各种展销会，从而发挥了城市的某些优势，不需要固定的和容易损坏的基础设施。最后，在武装起来的手工艺人或雇佣军的保护下，出现了像布鲁日和佛罗伦萨一样的大城市，它们成为了技术和商业的中心。
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西方的崛起——军事力量和技术在持续的战争中得以发展；通过几个世纪的曝光，在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之后获得了对传染性疾病的免疫；强大的民族国家的联合巩固——但是，意大利、英国和低地国家不断发展的商业城市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商人管理的城市的发展远远快于由亲王和君主领导的城市。 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成为创新的天堂，成为引进东方文化的全球贸易网络的节点。商业城市建立了关于私有财产和商业往来的法律规则——今天仍然在指导着我们的行动。始于低地国家的贸易和羊毛加工城市的大动乱在荷兰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共和国。商业城市和贸易公司在许多次军事胜利——从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到555年之后的普拉西战争——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它们确立了西方相对于全球其他地区的霸权。
在源于中国发明的研发方面，西方人后来超越了亚洲人，如印刷术和火药。到了18世纪，西方的技术和思想逐渐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欧洲文化逐渐开始传播到东方，城市再一次成了传播知识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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