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湖南省新邵县基层纪检委员杨斐,因向邵阳市纪委实名举报上级领导,频遭电话恐吓,已穿防弹衣一个多月。16日,邵阳市、新邵县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已对被举报人的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来源:新京报网)
根据新闻报道,早在9月20日网络上出现关于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内违法违纪情况的举报材料,杨在网络实名跟帖开始,他就一直收到匿名恐吓电话,由于被举报对象是杨的直接领导,因此,他只能将举报材料递交到湖南邵阳市纪委。12月1日,杨将举报材料交到湖南邵阳市纪委,至此,他已经穿了一个多月的防弹衣了。由此可见,虽然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环节,基层纪检员的尴尬与无奈。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杨斐作为湖南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副站长、纪检委员,实名举报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谢某违法违纪情况,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正常行使职权,但是却在举报后,接二连三接到恐吓电话,以至于最后不得不穿上防弹衣以求自保。不论恐吓电话的幕后指使是谁,如此明目张胆、罔顾法纪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杨斐事件”实际上反映出了纪检监察体系在同级监督上的“伤与痛”。以本新闻中的湖南新邵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为例,谢某是该站站长,职位在身为副站长、纪检委员的杨斐之上,杨斐受谢某直接领导,同级监督实际则是下属监督上属的局面,本级举报几乎无法实现,职能直接向上级机关举报,因此,杨斐挺身而出举报领导的行为,得罪了“顶头上司”及其相关的利益链,最终被人电话威胁,无法安心度日。然而,纪检监察体系在同级监督上的“伤与痛”,并不只有纪检员因得罪领导而惶惶不可终日这一条。十八大以来,全国反腐形势严峻,全国各地查处的贪腐官员不在少数,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部分退休官员也在全国行动中受到调查处理。
那些被查处的单位并非没有纪检部门监督,为何要等到数年、乃至数十年后才被发现?首先是同级纪检部门的软弱与妥协。长期以来,纪检部门一边受同级单位领导、一边监督同级单位,部分纪检员害怕自己势单力薄举报无果反而累及自己的前程,眼见个别领导违纪违法却装聋作哑,更有胜者与其沆瀣一气,中饱私囊,打压异己,为祸一方。
其次则是上级纪检部门监察不力,调查结果不公开。不少地方纪检部门对下级单位的督查方式单一,甚少亲临现场调查,接到干部职工和群众的举报后,往往将问题返回原单位调查,一来削弱了举报人对纪检部门的信任度,二来也打击了举报人的积极性,三则降低了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最终导致大问题化小、小问题化了。而一些问题官员被查处后,查处情况没有得到公开,被调查的官员等到“风平浪静”后又官复原职甚至异地升迁,一定程度上包庇了违纪违法行为。
再次是社会监督体系缺失。社会监督作为外部监督,具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群众监督方式单一,举报无门;相关媒体要不就是敏感事件没有得到领导批示绝不报道,要不就在通篇大论中一笔带过,含糊其辞,甚至连被查处的官员姓名也仅仅用某某替代之。主流媒体忽略了自己作为地方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百姓“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而一些小媒体因为受众小,影响力小而说不上话。社会监督力度的微薄,最终纵容了违纪违法行为。
最后则是党员干部存在作风问题。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部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欺上瞒下,见风使舵、巧言令色,官僚主义、机会主义、享受主义形式主义倾向严重,在任职地大搞特殊化,市侩作风、奢靡之风严重,极大地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党员干部要时刻谨记:共产党员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腐化堕落往往是从搞特殊化开始的,党员干部只有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才能心里无私无愧、手中有公有廉。如此,广大纪检员才没有后顾之忧,各级纪检部门才能硬起手腕大力监督,社会监督体才会真正得到完善,纪检监督的“伤与痛”,才不会成为党内监督永远的尴尬。 作者:等于零地址:四川绵阳